吉林市开江鱼味浓：地域文化亦飘“余香”

以某看，告子只是守着内面，更不管外面。

笔者赞同吴震的看法，即此处的权为权衡之意。(26)中庸与权应该受到义的制约，否则权、变将成为冲击经、常、义的借口。

作为智慧的实践体现或智慧在实践之域的具体形态，实践智慧以观念的形式内在于人并作用于实践过程，其中既凝结了相应于价值取向的德性，又包含着关于世界与人自身的知识经验，二者融合于人的现实能力①。就学问心德上说，经指的是人对境域的综合理解和分析判断，富有动态的实践意义。(27)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第236页。对于权衡的主体，程颐认为，知几行权并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在解释可与共学章时说：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宽泛地说，智慧不仅有其理论的向度，而且体现于实践之域。

故男女授受不亲，礼也。(19)(20)(22)(2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第739页。(26)古典世界人的日常生活是在丧、祭、射、御等礼乐实践中展开的，日常性和神圣性在礼乐秩序中贯通为一。

而共同体内部所有个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内在本性的自觉，都是维护共同体的责任承担。(37)[南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11)[南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语录上》，《陆九渊集》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8页。理学道统论源于朱子《中庸章句序》：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从人心转变到道心，在群体层面是伦理秩序的形成。③但朱子道统论的原型并非韩愈的道统说，而是来自孔子。

(38)[南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三代以后则是治教分离，官府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治，礼乐沦为形式化的虚名，失去化民成俗的实质功能。但在现代语境中，两者却有本质的差异，这涉及究竟是把儒学降格为与经世济民无涉的思想资源，抑或返回其更为根本的文明之大经大法原貌。韩愈描述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线单传的先王之道，指出此道的核心内容是仁、义、道、德。

朱子引程子之言阐释三代王道之真意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天地万物各得其所，此为孔子之志，也是上文所说的能够决定历数公共性的其人之德。2.以道心人心之辨重构日常生活的公共性(神圣性)，每一个体内在本性的实现，也是礼乐生活之神圣性的达致。(17)朱子本人亦有评论：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牟宗三的道统观念即为典型。

(34)[南宋]朱熹：《论语或问》，黄坤点校：《四书或问》，第410-411页。⑩[南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9，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310页。

因此当文化脱离真实生命、失去塑造生活的功能时，就需要人内在的新生力量的觉醒，以重塑文化对生命的规范和养护。圣人将其发挥到极致，尽心知性知天，就能建立长治久安的治天下之大法。

所当然之则是事物内在的规律和性质。日用之间，二者并行，迭为胜负，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乱安危，莫不系焉。在宋代士大夫的各种历史叙述中，这一现象是三代之治在历史上断裂的产物。对于《尧曰》篇的天之历数在尔躬，朱子释为历数，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气节之先后也(23)，认为历数是指帝王相传的顺序，具有如同四季节气般的公共性和客观性，它是由其人之德而非图籙谶纬来决定的。通主要表现在心能以思的方式通达于万物。因此，性理学不仅是生命成长之道，也是社会政治和教化之道。

(15)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13页。(32)这一观点可谓洞见，亦是道心与人心的注解：互以对方为重的情感关系是道心的表现，是人类社会凝聚和合的基础。

朱子则批评此类学说不透彻。中是在事情、行为中所体现的恰到好处、无过不及。

首先，韩愈寻找儒家与佛教思想的共同点并作高下对比，即孔子仁义之道与佛教治心之学。朱子在评论《本论》时指出欧阳修意在恢复封建、井田与冠、婚、丧、祭、搜田、燕飨之礼，重建礼乐塑造民众生活的功能。

例如，人们往往以理、性、心作为日常生活、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和所有社会行为的终极判准。无论是礼乐沦为虚名，还是经学末流以繁琐的注疏训诂为务，都是文化与人的生命脱节的表现。(24)那其人之德如何能决定历数的公共性？朱子对《先进篇》吾与点也的注释透露了个中信息。其建构性和实践性主要表现在：礼乐经由性理奠基，得以从封建制中分离出来。

(41)[南宋]朱熹撰，黄坤校点：《四书或问·中庸或问》，第58-59页。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

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种诠释具有多层次的政教与道德实践意义，试述如下。

知觉则分所知觉者与能知觉者，前者是心之理，后者是气之灵，能、所合起来表示心具众理而应万事的功能(39)，即知觉的内涵和定位是认知道理以及运用道理。(18)这足以说明朱子道统论是继承了宋初儒家士大夫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而非蹈袭韩愈旧说。

需要提及的是，以仁义之道或大中之道界定儒家道统论，在韩愈与朱子那里主要是时代差异，即大中之道是宋代回向三代思潮的产物。理学的独创之处在于，以道心人心之辨重构日常生活的公共性(神圣性)。②[南宋]朱熹：《中庸章句序》，《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25)[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卷6《先进第十一》，《四书章句集注》，第130-131页。

在这一叙事中，解决历史断裂、回向三代之治的途径无疑是恢复那些具体的三代礼乐制度。(29)[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礼乐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7-308页。

牟宗三断裂式的道统观消解了儒学的政教意义，儒家道德被局限在社会历史之外的纯粹空间，成为独立、独断的存在。所以然之故是事物之所以成立的原由。

朱子注释称：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舜后逊位于禹，亦以此辞命之。①这种反差提醒我们注意：宋明理学除了是今人熟悉的思想运动，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运动。